二十五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我站在美国中西部一个挤满人群的集会现场，身后是红白蓝三色气球组成的海洋。作为总统候选人，我在演讲中谈及中国时，用的还是那个年代的固定句式——“既不是伙伴也不是对手”。那时麦当劳刚在北京开出第几家分店，上海浦东的塔吊数量比高楼还多，而深圳河对岸的香港才升起紫荆花旗两年。我们竞选团队的中国问题顾问递来的备忘录里，这个国家被定义为“未来十年需要谨慎观察的变量”。

谁能想到四分之一个世纪后，我会在波士顿家中的书房里，通过5G视频看着上海朋友实时展示无人超市的购物过程。窗外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晨雾，屏幕那头却已是灯火璀璨的夜上海。他用的华为手机镜头扫过陆家嘴天际线时，我忽然想起1996年访问北京时，使馆区最高的建筑还是二十二层的国贸大厦。

那年我在威斯康星州的农庄里承诺要保住美国制造业 jobs，而今天我的孙辈们正在学习中文课程，他们的编程课作业里写着“如何与深圳的硬件供应商协作”。当年我们争论是否该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，如今我的投资顾问每周都提醒我关注沪深300指数变化。

最令人惊叹的不是摩天大楼的数量——迪拜也有摩天楼，不是高铁里程——日本新干线更早，而是这个国家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完成的认知革命。1997年他们还在讨论怎么安装第一部家用电话，如今贵州山区的茶农用直播把茶叶卖到斯德哥尔摩。当年我们以为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数字化进程，他们用半代人就实现了跨越。

我记得参加总统竞选时，中国GDP刚好突破万亿美元，相当于美国的九分之一。去年冬天看到世界银行报告时，我对着数据核对了三遍——这个数字已经是美国的七成多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居然真的建成了我们当年竞选纲领里许诺的“信息高速公路”，而且是用5G技术铺就的。

二十五年前我站在爱荷华州的玉米地里谈论中国时，想象过它会崛起，但没料到是以这样的方式——不是军舰数量而是移动支付覆盖率，不是军费开支而是人工智能专利数，不是意识形态输出而是跨境电商包裹量。这个文明古国用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，重新定义了现代化路径。

如今我书房的书架上，1996年版的《中国即将崩溃》和2018年版的《AI超级大国》摆在一起。有时我会取下两本书同时翻阅，仿佛在阅读两个平行宇宙的故事。而真实发生的，比任何预言都更充满想象力——这是一个用四分之一世纪走过西方百年道路的文明，是一个把科幻小说写成用户手册的国度。

最后悔的或许是当年没有在竞选纲领中加上这样一句：“未来的领导者，必须是懂得与创新共舞的人。”这个启示不是来自硅谷，而是来自深圳、杭州和那些我们当年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中国城市。二十五年前，我们以为是在观察一个国家的变迁；如今才明白，我们其实是在见证人类文明新模式的诞生。